周新国，1951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扬州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1997年6月任扬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享受国务院高级专家特殊津贴。现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史一级学科首席带头人，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江苏省淮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国近代史》《辛亥江苏光复》《太平天国刑法研究》等专著、教材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主持并承担国家清史工程和省部级重大项目课题10余项。

一进周新国的办公室，最夺人眼球的就是那些书。那是一整面墙、从地上一直伸展到天花板的大书架，屋子四周也满是书。周新国喜欢这间办公室。“虽然旧了点，但是有历史，有味道。”他这样说。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40年的学术生涯，周新国承继了祁龙威等先师在史学上的精研笃道。另一方面，他的历史研究，更多地在观照现实，“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周新国一直秉持着中国传统儒者士人的经世济用精神。

留校任教，走上史学研究之路

1972年，周新国出版了人生第一本书，这本书有着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名字：《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40多年后，他费劲从乡下搜罗到了这本书，那是一本白色封皮的简易小册子，粗糙的封面上，署名是：知识青年 周新国。

历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周新国用自己的人生履历验证了这句话。

1951年生于南京的周新国，1968年毕业于南京市第一中学，当年11月，他来到扬州邗江县六圩公社插队。

作为知青，周新国发挥高中生的优势，动脑筋种田。"当时我所在的知青小组搞科研是出名的，是全国典型。"周新国回忆，当时小组的科研范围包括太阳能、沼气、三水一萍、河蚌育珠、人工培植蘑菇，养兔、养鸡、养猪等。

凭着优秀的表现，1974年，周新国被组织推荐上大学。经过一番难以言说的波折，他最终进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其实我一直想学的是农学，因为觉得搞农业对社会贡献大，也更切实，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偏偏事与愿违。"

上世纪70年代初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经"文革"动乱，伤痕累累，但师资依然雄厚。王尚业、孙龙父、曾华鹏、顾黄初等老师的风采给周新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评法批儒、开门办学、大批判、写大字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令周对专业的未来很失望。当时历史系早已撤销，历史教研组并入中文系，"学中文还不如搞史学研究呢，好歹能学点真东西。"周新国心里想。

而在中文系任历史教研组副组长的祁龙威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精深以及对学术的追求令周新国倾佩。祁龙威，1922年出生，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清史、清代扬州学术史研究专家，扬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创始人。

周新国加入了学校"三结合"历史科研小组，这个小组由中文系副主任周顺生为干部代表，历史教研组祁龙威为教师代表，以及周新国等几个学员代表组成。

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 "新农村文库"项目，这套书旨在为农村知识青年普及文化常识。出版社在全国组稿时来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经系里推荐，周新国负责牵头撰写其中一册《义和团的故事》。1978年4月出版的这本书，让周新国拿到了人生第一笔稿费，68元，相当于当时2个月的工资。撰写《义和团的故事》的经历，让他史学执笔得到了初步训练，也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6年底，周新国留校任教。他最终去了历史教研组，走上了史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国内多位史学大家给予帮助指导

从留校任教开始，周新国先后为中文系76、77、78、79级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几年后，他考取了祁龙威先生的研究生。“先生是史学大家，但平易近人，对我们很是照顾，闲暇时常带着学生散步谈心。”祁龙威给周新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77年，周新国随祁龙威赴北京中华书局编写《洪仁玕选集》。白天在中华书局一间办公室抄写、修改稿子，晚上则随先生拜会在京的史学界的前辈及祁先生友朋。先后见了罗尔纲、戴逸、荣孟源、孙思白、金冲及、胡绳武、李侃、江地、吴雁南等史学专家。在此前后，他还奉命在扬州接待过广西师大钟文典、华中师大章开沅、北京大学陈庆华、中华书局赵守俨等。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太平天国史》，南京大学茅家琦、扬州师院祁龙威等多位历史名家都受邀参加，期间周新国多次去南大拜见茅家琦。这些历史学界大家们谦逊的为人、宽阔的史学视野以及深厚的史学素养，对周新国影响巨大。

1980年，周新国参加了国家教育部委托华中师大著名史学学者章开沅先生举办的全国高校教师中国近代史研修班，章开沅、陈龄、刘望龄三位老师共同负责，武汉大学姚薇元、中国人民大学戴逸、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王庆成、山东大学路遥、山东师大胡滨、上海社科院汤志钧、广东社科院张磊、湖南师大林增平、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等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为学员授课，章开沅招收的首届研究生严昌洪、饶怀民、陶宏开、赵军等，与大家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这一期研修班学员中，包括周新国在内，如王先明、周秋光、扬奋泽、张笃勤等一批青年才俊日后也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崭露头角。

研修期间，受祁龙威嘱托，周新国还拜见了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韩德培教授，韩先生对法学的深厚素养以及对中国法制史的思考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周新国产生影响。

“为期一年的研修，令我受益匪浅，史学大家们宽阔的史学视野，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思辨，让我大开眼界，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天地。”

1978年，扬州师院历史系恢复办学。周新国担任了第一届历史系78级班主任。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研究开始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秘密社会史研究“经世致用”

自始至终，祁龙威先生都是周新国史学研究的领路人。

祁龙威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周新国确定了太平天国的研究方向，准备从事相关论文撰写。新中国建立之后，受政治影响，太平天国史研究一度非常热门，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相关研究课题非常多，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写出新意，成为摆在周新国面前的现实问题。

当时，周新国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法律，课余时间，从事律师工作。对法律的兴趣，让周新国想到，可以从太平天国的法律研究，这个国内学者相对研究较少的薄弱环节突破。

结合历史学和法学知识，周新国撰写了研究生论文：《太平天国刑律、刑罚与审判制度研究》，该论文最终出版，被列入罗尔纲教授主编的《太平天国研究丛书》，被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誉为“填补空白之作”，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太平天国刑律、刑罚与审判制度研究》中，周新国就太平天国刑律、刑罚、审判制度在各个时期的内容、形成原因、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特别重要的观点是，他提出，太平天国刑罚中，除了枷、杖、死等基本沿袭隋唐以来的三类刑种，还有“奴刑”这种刑种，即拘禁罚使劳作，包括革职为奴，奴落监牢。

周新国利用大量史料论证，太平天国的奴刑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洪秀全等人饱读中国诗书典籍，对唐宋以来传统五刑相当熟悉。奴刑的出现，也表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有了稳定的管理区域。也显示了太平天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趋势。奴刑的出现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为完善太平天国刑罚所作的努力，然而杨秀清等人随意使用奴刑，也使之走向与太平天国领导人意愿相反的方向，显示了局限性。

对曾经热闹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周新国认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太平天国历史要客观地研究，不能简单化，不能仅用一句所谓“太平天国是邪教”代替深入细致的研究，太平天国研究有它的学术价值，太平天国能存在14年，是有着一整套制度政策，它有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包括太平天国存在严重的腐败等，也存在很大的批判空间。

“史学家的视野，不仅要关注过去，更要关注现实，关注实际生活，所谓‘经世致用’。”周新国认为，从晚清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看出这个关键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团伙，周新国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现实。他开始高度关注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关注帮会、邪教。相继发表、出版了《天地会与清代通俗文化》《论鸦片战争前后的会党运动》《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关于太谷学派发展轨迹的探讨与启示》《邪教徒的教育转化》《邪教的法律治理》等论文与专著。

周新国研究发现，天地会，内称洪门，又称洪帮，是清代主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以拜会结盟形式进行反清活动，在下层社会有着广泛影响。天地会活动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据清廷军机处档案记载，天地会自乾隆以来“拜台聚众”，几乎无处不有，且“日积月盛，动以数十万计”，其名目之繁、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天地会曾多次发动反清战争，后来随华侨传至东南亚、美洲等地，直到辛亥革命时期，它仍是配合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1993年，周新国应邀参加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首次国际会议——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历史上，秘密社会一直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而存在着，到18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近代时期，秘密社会已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值得高度关注。”周新国说。

《邪教的法律治理》专著中，周新国和刘正锋对邪教的法律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提出，应该尽快制定“反邪教法”，以彻底解决邪教问题。周新国在秘密社会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国家610办公室的高度关注与认可，并开展了多项合作，在此基础上，扬州大学反邪教研究所也正式挂牌。

参与主持《清宫扬州御档》编撰

周新国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是国内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就常设在扬州大学历史系。他认为，口述史是走向民众的历史。

周新国的口述史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史，从江苏地方史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祁龙威带领扬州师院历史系的部分师生调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的情况，深入民间实地征文访献，同时也采用了口述史的一些方法，这对后来的治学者有启发作用。他们前后用了近3年时间，足迹遍及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南通、徐州等地，在当地有关部门帮助下，查访寻找各种身份亲历辛亥革命的老人和部分辛亥名人的后裔，获得大量的口述资料。

1961年，由祁龙威主持编写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一书出版，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扬州师院历史系和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分别发现了一些关于江苏辛亥革命的新史料，周新国主编了《辛亥江苏光复》一书，内容包括新采集的江苏辛亥革命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文告等。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和《辛亥江苏光复》这两本被学术界称为“江苏辛亥革命史研究史料宝库中的双璧”的书合并编为《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新国是南京人，自小对南京大屠杀有着深刻印记。在扬师院求学期间，系里曾经有一位老师对扬州大屠杀的幸存者卞长福的儿子卞万富进行了采访，得知令人震惊的事实——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后接着就侵占了扬州。1937年12月17日清晨，日军在扬州及东郊五里庙、万福桥一带强抓民夫四百余人，运送物资去仙女庙。下午返扬途中，日军把他们押至万福桥上，用机枪从两端扫射，除了卞长福一人跳进大运河得以逃生外，其他人都遭杀戮遇难，酿成惨绝人寰的“万福桥惨案”。这名幸存者是日军制造扬州大屠杀的铁证。

1995年8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扬州在万福闸西首建立“侵华日军万福桥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警示人们不忘国耻。随着更多史料的积累，人们发现，日军当年从南京到扬州，以及此前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都犯有屠杀罪行，可以说是“江苏大屠杀”，而南京大屠杀因其特别惨烈所以更为典型、更为世人瞩目。这些认识与口述史研究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周新国认为，口述历史最鲜明的特点是它是走向民众的历史。过去史学一般都是精英史学，口述史则注重普通百姓特别是偏下层人民对历史事件的阐述，这种阐述是更直接的。新时期的历史要把精英历史与人民群众的历史、底层百姓的历史结合起来，这在理念上对传统史学是一种颠覆。

扬州建城已有2500年历史，是国务院在1982年首批颁布的中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10年9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扬州市档案局、扬州大学三方共同促成的《清宫扬州御档》的出版，让这座城市有了与之相称的核心档案，而这套书正是由周新国等人共同主持编纂的。

这套18册精装巨著，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成套出版的清代扬州档案文献，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浩如烟海的清宫御档及其文献，按照清代十朝皇帝的顺序编辑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长达279年形成的清代历史档案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关扬州的档案，通过《清宫扬州御档》首次披露，涉及清代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特别是有关盐务、漕运等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史学界与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这套书中包括清代十朝皇帝的有关扬州上谕、扬州各级官员的奏章以及清实录记录的有关扬州的重要事件或人物，多为初次影印公布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解扬州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

“这套书从2000年初就开始前期准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2000多万份清宫档案中选出与扬州有关的内容，当时还没有数字化，挑选出来再用微缩胶卷翻拍，工程浩瀚，最终整理出了1万多份有关扬州的档案。“周新国回忆，扬州大学历史系派了十多位研究生和历史学教授、副教授和市档案局的同志共同整理，无论寒冬酷暑，最终选出了5900多件有价值的。

编选中，按照什么体系来编是一个现实问题，最终，周新国提出应按照时间顺序来编选。“这个工作，就像是从浩瀚的沙子中，把珍珠挑出来，串起来。”

从2002年正式立项，到2010年正式出版，整整8年，《清宫扬州御档》最终出版，并被列入国家清史工程。

书编完后，召开了“盛清社会与扬州“国际学术会议，正式出版发行，收获了积极影响

带领成功申报近现代史博士点

2006年，扬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点正式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查获批，实现了扬州大学历史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正是在周新国的带领之下完成的。

文革中，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元气大伤，被撤销后历史系仅成为历史教研组并入中文系，1978年历史系恢复后，中国近代史专业正教授只有祁龙威一人。上世纪80年代后，因为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硕士点教师队伍青黄不接，面临危机，省教委甚至发出了黄牌警告。1988年，周新国出任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面对危机，他积极寻求突破，积极进行教师培养，经过十多年的人才培养与引进，历史学科建设实现了突破。

1997年，周新国任扬州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研究生点负责人。申报博士点成为他长期思考的问题。

作为学术带头人，周新国首先拿出了极有分量的一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如：《新编中国近代史丛书》{1--9本}、和《中国近现代史论》，并出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教材。其中2001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近代史论》，凝聚了他20年的历史研究成果。

《中国近现代史论》共分综论、鸦片战争研究、太平天国研究、戊戌变法与义和团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秘密社会研究和港澳问题研究、附录等七个部分，该书涉及近代历史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与重大选题，纵横交错、视角宏远，既有按时间顺序的断代事件研究，又有专题研究，体现了作者宽广的史学视野和扎实的史学功底。

这本近40万字的著作，周新国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并且吸收乾嘉学派的考证学研究方法，深入地方历史研究与关注历史热点，体现了他走出书斋、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学术传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为该书做序，认为该书研究范围广泛而有重点，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思路新颖、文字流畅，是很有分量的“上乘之作”。

博士点的授予主要考察学科研究方向、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学科科研水平和学科的社会影响与美誉度。一开始，周新国并没有头绪，几次申报，都没有成功。“有无博士点是衡量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越早做越占先机，今后只会越来越难。”周新国回忆。

2002年，周新国开始调整思路，在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实力的同时，特别注意凝练学科研究方向，选择并确定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和当代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与口述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与扬州学派、太谷学派等三大研究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最终，2006年扬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点申报成功，紧接着，扬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立，扬州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并建立了江苏省淮扬文化研究中心。

“凝聚了众多前辈的努力，以及众多同事、领导的辛苦。最终，我们成功了。”周新国说。

（本文转载自《扬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