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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这样考入扬师院
发布日期:2018-12-28浏览次数:
 


图为1978年10月入学军训合影,前排中为作者。 

1978年,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的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那年10月18日,我作为78级新生,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回忆40年前的高考,恍如隔世……

1977年,是我在泰兴县口岸镇养殖场插队的第二个年头。当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纯真而忙碌的日子里的时候,还不知道国家政治格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也悄悄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天傍晚,有个“插友”悄悄地告诉我,从北京传来喜讯,国家决定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犹如漆黑大海中亮起一盏航标灯,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我也毫不例外。那时,我看见不远处江堤上,一排巍峨挺拔的银杏树,一抹抹金黄颜色呈现在半空,它们就像成千上万只蝴蝶,在半空中飞舞。一阵微风从枝间拂过,无数金黄的叶子像许多耀眼的繁星在半空中闪耀,由上至下地发出“沙沙”的声响,犹如一支优雅的乐曲在江畔回荡……

我自己清楚,自1975年高中毕业至今,高考遥遥无期,学业早已荒废,希望却尚未破灭。在内心深处,还是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农村。如今恢复高考,犹如久旱逢甘雨,浇灌了那快要枯萎的希望之苗。1977年12月11日至12日,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走进1977级考场。初试通过了,接下来是填报志愿。说来好笑,那时对大学一无所知,既分不清本一本二,又以为专科比本科强。只知道有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于是志愿全填这4个学校,专业也只填新闻、中文,信心满满的样子。结果复试也考好了,过了1978年春节,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等到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正在闷闷不乐之际,又传来1978级高考将于当年暑假举行。满打满算,也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心里真的没有底。那是怎样一个令人回忆起来就心潮起伏的年代呀。在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无数梦想上大学的青年一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我白天到农田干活,利用每一分钟休息时间偷偷看书;晚上则挑灯夜战,复习荒疏了很久的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在那个连看书都不容易的年代,很难找到复习资料。离开学校几年,老师教的那点知识早就随着汗水滴进广阔天地了。中学数学只记得“一亩等于60平方丈”,在农村能够丈量土地就行了;中学英语也只记得“thepoorandlower-middlepeasants”(贫下中农)等几个有限的词汇。好在外语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仅供录取时参考。

在那段枯燥与压力汇集的时光,我深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么考上,要么放下,开弓没有回头箭。晚上,我反锁房门,紧闭窗户,赤膊上阵,独自复习。煤油灯灯火摇曳,蒲棒火若明若暗,只有蚊子在昏暗中载歌载舞。肚子饿了,用开水泡脆饼充饥。最难熬的是下半夜,容易犯困,于是在桌下放一盆凉水,困了就把两只脚放在盆里,手里还可以继续看书,直到东方既白……没有专门老师进行辅导,我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不知道学习方法和路数对不对。幸好那时候母校口岸中学开设高考辅导讲座,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敬明先生和语文老师朱正先生都带信要我去听课。那时候辅导老师纯粹是奉献,我们听课是免费的。满满一教室年轻人,个个都瞪着大眼睛,听得认认真真,手里不停地记笔记,大家都集聚在通向大学梦想的大门口。

不久,接到镇江舅舅的来信,要我去他家复习几天。舅舅是50年代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高才生,时任丹徒县文教局副局长,器宇轩昂,和蔼可亲。他帮我讲高考作文,指导我如何立意,如何选材,如何行文。我现场写,他现场改,评点互动,使我茅塞顿开,受益无穷。舅母是小学老师,温文尔雅,端庄贤淑。她帮我复习语文基础知识,如汉语拼音、改错别字、遣词造句,讲得头头是道,使我深受启发。她讲“挑扁担”句式,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那知识荒芜的年代,却很新鲜,也很有用。那时,时霙表妹和时霖表弟还在上中学,也都为我加油鼓劲,使我非常感动。特别是舅舅同我促膝长谈,赏识有加,点燃了我希望的火焰。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在我人生转折点上,却显得至关重要。直到现在,妻都常对我说,真正欣赏你的、器重你的,还是你的舅舅。确实如此。

临考之前,养殖场郭书记和刘场长一起找我谈话,教育我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重整旗鼓,披挂再战,为全体知青争光。语重心长,感人肺腑。父亲和母亲更是寄予厚望。当时家里很穷,他们给我买了一箱脆饼,送到我房间里,给我晚上复习充饥,他们却一个也舍不得吃。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不善于表达,也说不出什么励志话语,但我还是读懂了他们期盼的眼神。那一段时间,22岁的我,突然聚焦在老师、长辈和领导关注的目光下,令我倍感温暖,也倍感压力重重。觉得考不上大学,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暗自发誓,一定要考上,将来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出息,都要好好报答他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之恩,当终身相报。

1978年7月20日至22日,赤日炎炎,酷暑难当。我带着钢笔和准考证,走进口岸中学考场,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如临大敌,挥汗如雨。除了数学感觉不好,外语胡乱做做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感觉还真不错。当时高考由地级市统一阅卷,一位参加阅卷的老师回来告诉我,拆卷后统计分数和各地成绩,我的政治、历史和地理3门成绩,在扬州地区还名列前茅呢。语文试题内容早已忘光,只记得作文是“缩写”,相当于时下流行的给材料作文。原文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长,1700字,要求缩写成短文,不少于500字,不超过600字。我霎时傻了眼,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缩写”体裁作文。好在那时经常提“纲举目张”,我紧张地在关键词句上画浪线,然后将它们有机串联起来。写好后,又一字一字反复数着字数。虽然既不明白“洋冒进”为何物,更不明白“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破坏了高速度,但是“缩写”后的文章还算文从字顺。我暗自欢喜,估计能够考上,似乎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家人和领导问起,我总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挂在嘴边。这次填写志愿,接受上次教训,第一志愿报考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其他志愿胡乱填上北京大学考古系、南京大学地质系和华东石油学院勘探系之类。心想,我是不怕吃苦的,上什么大学都行,只要能够录取就好。

高考之后,我又满腔热忱地沉浸在纯真而忙碌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倒是惦记着是否录取。父亲每天到口岸上班,都要到邮电局查询有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连续查了一个多星期都杳无音信,好像没有信心,也不再去查了。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是一片空白。我每天惴惴不安地去田间,去地头,用强度劳动消磨心中的忐忑,做好了来年再考的准备。

谁知有一天,我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邮递员张老儿挎着邮包,挥舞着一个大信封,风风火火地冲进会场,大声喊道:“孙建国,录取通知书!”我愣了一下,连忙起身接过来信。信封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泰兴县口岸镇龙窝大队孙建国同志收”,后来才知道是我们78级辅导员刘从富老师的手迹;信封右下方印着大红的“扬州师范学院”字样,下面还是刘老师的字迹:“中文系缄”。我惊喜地打开信封,抽出一张盖有扬州师范学院红色大印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录取通知书》。郭书记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祝贺你,小孙!”这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再也止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任泪水哗啦哗啦地打湿了衣襟。后来才知道,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只有7%。当年,口岸中学高考补习班3000多名考生,考取大学者寥寥无几。

1978年10月18日,我启程前往扬州报到,父母亲和全家到口岸汽车站送行。从此离开插队的地方,离开我可爱的故乡,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临行前,我去告别贫下中农,告别诸位“插友”。我又听到大江东去的涛声和千帆竞渡的汽笛声;我又看到不远处江堤上,一排巍峨挺拔的银杏树,一抹抹金黄颜色呈现在半空,它们就像成千上万只蝴蝶,在半空中飞舞,飞舞……

(作者孙建国,1982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高港人,泰州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历任泰兴师范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泰州师专党委宣传部部长、泰州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兼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泰州市梅兰芳研究会副会长、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本文原载于《泰州晚报》201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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