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这一届中文系毕业了，同学们都在收拾行装，准备奔赴全国各地，热情洋溢地憧憬新的生活。同窗数载，一朝分离，天南海北，还真有一股难以割舍的依恋在撞击着胸膛。那时还不流行毕业纪念册什么的，能在一个普通笔记本上签个名，写上几句祝福，也就相当满足了。

    记得一个下午走进邵桂林的宿舍，书本、讲义堆满了一床，见他正在打包，准备去青海“核弹试验基地”党委办公室做秘书。

    邵兄是我的老乡，在高中与我也是同校同届的，他见我神情黯然，就一边拍拍我的肩膀，一边故意打着哈哈说：“伙家，回盐城继续奋斗吧。哦，差点忘了，我俩就不要签名了，这里有一未用过的笔记本，我也未能写出什么好句子，就连同这页书签，送你做个纪念吧，——这上面有一幅画，你肯定喜欢。”

    我从本本中抽出来一看，那书签正面有彩墨菊花两朵，反面还有苏轼的《赠刘景文》一首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水墨加上淡彩，这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已属罕见，背面还有苏老夫子的诗——只可惜未用其书法而只用宋体印出，有些美中不足。然而作为临别赠品，我还是很高兴的接受了。